柳永，生卒年不詳，字耆卿，初名三變，字景莊，排行第七，又稱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縣）人。北宋著名詞人。出身于儒宦世家，柳永祖父柳崇，以儒學聞名。崇有六子，先后做過南唐或宋的官。柳永父親柳宜，任南唐監察御史，入宋后任沂州費縣（今山東省內）令，宋太宗雍熙二年（９８５）考上進士，官終工部侍郎。宜有三子，依次名三復、三接、三變。三復于宋真宗天禧二年（１０１８）中進士，官至兵部員外郎。三接跟三變都曾及進士第，官至屯田員外郎。他們三兄弟都有文名，時稱“柳氏三絕”。 生在這樣的“文獻名邦”、官宦門第，柳永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但是柳永為人放蕩不羈，尤其是他好艷詞直接影響了他的仕途，多次應舉多次不第。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一些不得志的人往往退隱山林，希望遠離塵俗。而柳永則走向了歌樓妓館，以自己的詞迎合青樓歌伎和教坊樂工的需要。他的詞寫得有真情實感，通俗易唱，往往一脫稿就有人傳抄、教唱，不脛而走。不僅一般市民、文人學士爭唱，就是達官貴人、皇帝老子，也在偷偷傳唱。不久不幸降臨到了他的頭上。有一回，后宮竟也在教唱他的《傾杯樂•禁漏花深》詞，這還得了！標榜“留意儒雅、務本向道”的花花少帝趙禎及一幫道學官僚當然不會放過他。他們抓住柳永出入曲坊伎館的行為，深斥他“薄于操行”，并從題有他進士及第的榜上除名。宋人吳曾和胡仔曾記載了這件事：趙禎皇帝臨軒放榜，問侍從：“這不是那個填詞的柳三變嗎？”侍從回答：“是。” 趙板著臉孔說：“讓他填詞去！”為什么只許填詞、不許中進士呢？據說是他“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有傷“風雅”。１０４４年９月以后，柳永終于入京為太常博士、授西京靈臺令?；实v中（１０４９—１０５３年間）遷屯田員外郎。一次天上出現老人星，宮廷以為祥瑞，賦詞慶賀。太史官推薦柳永應制，可是他的詞又得罪了趙禎。大概在１０５３年前后，柳永悲慘地死去了。棺材寄在潤州（今鎮江市）僧寺，州守王和甫求其后不得，替他出錢埋葬。葬地在北固山。還傳說柳永身無分文，群伎集資葬柳、春天一起到他的墳上“吊柳七”。 這也從某種程度上說明了世俗對柳永詞的喜愛，這也擴大了柳永的影響。 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經歷，以及他的博學多才，妙解音律，使這位“淺斟低唱”、“怪膽狂情”的浪子，成為致力于詞作的“才子詞人”。人們一般把柳永看成是北宋第一個專門寫詞的文人。在他的手上，詞的題材、形式和表現風格都有所開拓。 （1）從題材上說，由于柳永對社會生活有相當廣泛的接觸，特別是對都市生活、妓女和市民階層相當熟悉。都市生活的繁華，妓女們的悲歡、愿望及男女戀情，自己的憤恨與頹放、離情別緒和羈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詞的重要內容。民間流傳著關于柳永的傳說：北宋詞人柳永流落卞京，與樂伎蟲娘相識相知。柳永一心求仕，蟲娘雖異其才情 ，卻仍助他赴科應試，柳永高中，放浪形骸，使蟲娘悲痛欲絕。孰料柳永 因《鶴沖天》一詞冒犯朝庭，被奪官職。絕望中，蟲娘伸援手，勵其志，并以種種犧牲幫助柳永成為純粹詞人。詞有情，人有意，遂成千古佳話。此外，他的詞中也有一些反映勞動者悲苦生活、詠物、詠史、游仙等作品。大大開拓了詞的題材內容。 （2）從形式上說，他接受民間樂曲和民間詞的影響，大量制作慢詞，使慢詞發展成熟、并取得了與小令并駕齊驅的地位。其實在柳永之前，慢詞就已經存在，他在改造舊詞調和自創新調中，擴大了慢詞的聲勢。他最長的慢詞《戚氏》長達212字，為一時慢詞之冠。 （3）在詞的表現手法上，他以白描見長，長于鋪敘，描寫盡致，善于點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強烈；語言淺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詞自成一格，廣為流傳。清人劉熙載在《藝概•詞曲概》中說：“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敘事，有過前人。惟綺羅香澤之態，所在多有，故覺風期未上耳。” 總體上說，柳永的詞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的創新，這表現在： A、柳永的詞仍舊保持了傳統詞風的柔婉。從詞的內容上看，男女情戀、離愁別緒的表現仍是主要的，可是他敢于以俗語俗事寫深情，詞雖質樸卻富有韻味。比方說《望明月》 “明月明月明月，爭奈乍圓還缺。恰如年少洞房人，暫歡會，依前離別。小樓憑檻處，正是去年時節。千里清光又依舊，奈夜永，厭厭人絕。”這里“明月明月明月”從語言上可以說俗到了極點，以此反復詠嘆眼前的景致，本來有月圓人團圓的喜慶，可是“爭奈乍圓還缺”的悵恨一掃團圓之喜，代之以離別之悲。柳永打了一個很俗的比方，說月亮的圓而又確，就像年少洞房人的歡會離別。 B、雖然是以俗入詞，但是柳永仍然善于把詞寫得十分柔婉雅致，這也表現在他的羈旅行役詞中。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說：“柳詞格固不高，而音律諧婉，語意妥帖，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于羈旅行役”，這樣的詞以《雨霖鈴》、《八聲甘州》為代表： 雨 霖 鈴[1] 寒蟬凄切[2]，對長亭晚[3]，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4]，留戀處蘭舟[5]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6]。念去去[7]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8]。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9]，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10]？ 注釋： [1]見《樂章集》。相傳作于作者科場失意、宦游南方，與所歡者離別之時，主寫別情?！队炅剽彙?，詞牌名。唐玄宗時，屬教坊大曲，宋代另制新曲，用作詞牌。 [2]蟬的鳴叫聲十分凄涼傷感。 [3]長亭，中國古代設在交通大路邊供行人休息的亭舍，也是送別的地方。 [4]都門，指京都的城門外。帳飲，在郊外張設帳幕宴飲餞別。 [5]蘭舟，船的美稱。傳說魯班曾刻木蘭樹為舟。 [6]凝噎，哽咽。 [7]去去，去了又去，表示行程之遠。 [8]這句是說傍晚的南天，彌漫著濃厚的暮色，水天一望無邊。沉沉，深厚的樣子。 [9]經年，經過的時間將以年計。 [10]這是說此去別無親友，縱有深情，也無人可說。 大意：看，陣雨才停，柳條隨風飄著，只是那葉兒已枯黃，被無情的冷風圈在空中；那蟬已凍得發抖，聽啊，它叫的那么凄涼。江邊的亭子里，一桌好酒好菜，怎奈二情傷別，滿腹離愁，何來心思。實在是食之不香，飲而不暢。乘船的“留戀”情人不忍別，撐船的眼看天將晚不得不割斷他們的情絲而大叫“上船了，上船了！”，兩人兩手相擁，欲訴無語，欲哭無聲，比千言萬語，嚎啕大哭，悲之更切。煙波千里，楚天廣闊，茫茫天涯，何處是歸程？離愁別緒又有多少？風吹浪涌暮色沉沉。心愛的人已離去，自己又前途未卜，怎不叫人傷心？傷情離別，自古皆然，可萬不該在這冷落清秋的時節，這叫人怎能忍受？然借酒澆愁，還是沉醉了。忽然醒來，四下尋覓愛人在何處，看到的，只有那楊柳岸上的曉風殘月。離開情人，寂寞凄涼，孤獨萬分，縱然今后有良辰美景，也只形同虛設，而越是有良辰美景，就反而越發使人念情傷神。今后只能在冷冷清清中虛度余日了。 賞析：詞的第一句就交代了送別時的時間、地點、天氣情況，用“寒蟬”“長亭”“驟雨”三個獨立的畫面構成一副秋雨黃昏送別圖。一陣驟雨過后，景色特別鮮明刺眼，周圍都是凄切的蟬聲，又正是暮色蒼茫時分，對著這送別的長亭，這是多么動人愁思的境界啊。這句詞表面上寫景，實際上是在寫情，釀造了一種足以觸動離愁別緒的氣氛，給人一種無可奈何的感受，打下全詞情感的基礎，一增強下面抒寫酒事的真實性和感染力。 浩渺無際的江面上的粼粼水波與詞人心頭長時間難以排解的愁暢相似；傍晚云霧濃重的特點與詞人心情的沉重壓抑相似；楚地天空的空闊遼遠與愁緒的無邊無際相似。詞人用比喻的修辭方法選取三種有代表性的景物充分表現了離別的愁緒：如千里煙波般的綿長；如沉沉暮靄般的濃重；如楚地天空一樣無邊無際。 楊柳”和別情有關，古人在離別時往往折柳相送。（漢人有“折柳贈別”的風俗：灞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李白有詞云：“年年柳色，灞陵傷別。”古代長安灞橋兩岸，堤長十里，一步一柳，由長安東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別，折柳枝贈別親人，因“柳”與“留”諧音，以表示挽留之意。這種習俗最早起源于《詩經.小雅.采薇》里“昔我往矣，楊柳依依”。用離別贈柳來表示難分難離，不忍相別，戀戀不舍的心意。楊柳是春天的標志，在春天中搖曳的楊柳，總是給人以欣欣向榮之感。“折柳贈別”就蘊含著“春常在”的祝愿。古人送行折柳相送，也喻意親人離別去鄉正如離枝的柳條，希望他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發芽，好像柳枝之隨處可活。它是一種對友人的美好祝愿。） “曉風殘月”是天還未亮時的景象，這時一切景象都特別凄涼，難以忍受。古時要趕遠程的人也往往在這個時侯動身，因而也常常在這個時候送別。 “酒醒”后的惆悵（離人飲酒，是作為麻醉劑來消減愁懷的，酒醒無異于“愁醒”。經過麻醉后再醒過來的愁，就越發使人無法排遣了）和眼前最能觸動離愁的景象（岸上的楊柳，曉風吹拂，殘月微明）交融在一起，這情景確實凄涼難耐?？梢?，這兩句中詞人集中了許多最能觸動離愁的東西入詞，構成凄涼的意境，淋漓盡至地抒發了傷離別的悲涼情懷。 《八聲甘州》作品選第3頁。在這首詞中柳永選擇了秋天的傍晚作為切入角度，在“瀟瀟暮雨灑江天”的自然景色下，他用了一個“洗”字，使得起句不俗，使本來就高而爽的秋天更顯清新。然而，柳永馬上轉用冷筆，寫到凄緊的霜風、冷落的山河、花兒飄零、葉兒撒落，讓人頓生寂寞蕭條之感。這種悵惘之情隨著長江水無語東流。此處給人“欲說還休”的感覺。柳永用鋪敘兼擬人的手法，讓人感到情感的流動起伏，寄托了綿綿的憂思，于是在登高臨遠時強烈地思念故鄉，想象著家鄉的情人在妝樓眺望和誤識歸舟（過盡千帆皆不是；變化角度），虛實結合，使詞中的思鄉與懷人之情相融為一，愁思更加濃烈。 C、柳永的詞還喜歡用閑適的情調表現都市生活，在描繪中，其氣勢的充沛和想象的高遠，弘揚了社會的繁華景象。雖說柳永對自我人生很不滿意，但是他對所處時代卻常充滿了欣喜之情，不僅寫到了帝王宮殿的壯麗雄盛，還寫到了汴京等城市的繁盛。其中最有名的是詠杭州的《望海潮》： 這首詞曾經流行一時，聲名遠播。宋人羅大經曾說：“此詞流播，金主（完顏）亮聞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鶴林玉露》），這雖然不足信，可是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看出這首詞的影響。分析見作品選第3頁。 對柳永的詞，葉夢德《避暑錄話》卷下說過“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他在中國詞史上的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今人薛礪若就說過“假使中國詞學，不經柳氏的改造，則充其量，仍不過模仿溫、韋、馮延巳等人的作品罷了，其勢亦成末流，必致陳陳相因，黯然無復生氣。則中國詞學，不獨無北宋之雄奇瑰麗，照耀古今，且早入于沒落衰歇之時，不待南宋中末期以后了。”（《宋詞通論》第106頁，上海書店，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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